在孙某某诉天津市河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一案中，原告主张自身是城镇企业退休职工而不是社会退休人员，故应按照城镇企业退休职工享受退休待遇。
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主要是对人的监督，其关注的重点是用权的人而非权力本身，主要目的是通过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避免出现监督空白和监督盲区。第二级是各国家机关受其所在机关的监督部门及上一级机关监督。
[43]检索日期为2019年9月16日。法治国家权力运行的经验表明，对权力的制约力量来自此种权力之外的权力，只有异体监督才能更好地防止权力自身的腐化。第四，进行询问或质询。由此观之，地方人大履行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职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保障监察委员会的正确履职提供支持，即寓支持于监督之中。只有对质询结果的(否定性)决议，才是问责。
[36]韩大元：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若干宪法问题，《法学评论》2017年第3期，第19页。问题的关键是，这两种监督模式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厘清这个问题，是将地方人大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融入到现行法治监督体系之中，以确保其有效发挥监督实效的前提性问题。八二宪法是否会步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的后尘，很快又会被另一部新宪法所取代？相信这会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和担忧。
部分修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是制宪和修宪者工具箱中的常备工具。尽管七八宪法即将被八二宪法取代，但只要七八宪法还有效一天，它就会得到最大的尊重。这方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杰弗逊制宪每三十四年就重来一次的观点。如前所述，任何一部宪法在诞生初期，其权威都是相对较低的，初始时期的宪法因此也更加脆弱。
1979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彭真为主任。进入专题： 1978年宪法 1982年宪法 。
在1978—1979年前后，法律要有极大的权威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常见的表述。在相当程度上，也都可以被算为宪法修正案。等到对现行宪法进行修改时，这种方式已经轻车熟路。因为这牵动的是由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共同确立的旧宪法框架。
守则表现为宪法的稳定性。要回答1979年为何会以决议的形式部分修改七八宪法，必须首先回到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历史情境中。与之相对应，《1979年修宪决议》集中在四方面：（1）县和县以上人大设立常委会。正是部分修改或修正案这种方式，使得我们找到了一种取得守与变平衡之道，否则我们的宪法总是难免落入过度变或过度守的极端。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被认为直接关系公民基本权利的基本法律，而且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条文最多，所以彭真要求尽快着手，把工作做在前面。但正所谓知易行难，真正的困难是宪法权威的发生学——即如何建立宪法权威。
但不管怎样，只要认可宪法权威在很大程度上与时间是正相关的，马上就会发现宪法权威存在着一种初始难题：一部宪法往往在刚通过时权威最低。然而，认识到宪法权威重要并不难，几乎所有理论都会强调宪法权威的重要性。
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于光远等代表提出的意见正反映出凑合所存在的问题。借用这一表述，宪法和法治其实同样应该是时间盲的。在这种观点看来，宪法修改分为全面修改和部分修改。因为任何一部宪法在通过初期，都会有类似来自官方的背书，但这并不能避免很多宪法夭折的命运。第一个关键时间节点是1979年5月17日。既然七八宪法已注定要被取代，考虑到任何形式的修宪都有不低的成本，看起来最经济也最顺理成章的一种方式其实是对这种不匹配或冲突置之不理，即睁一只闭一只眼凑合三年。
一切只要能够维持甚至凑合到新宪法诞生就可以。因此，所谓修宪决议修正与修正案修正间的共性远大于差别，它们都是对宪法的局部修正。
三组法律中，一般认为彭真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法投入精力最多。因此，直到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最后一刻，四部国家机构立法才倒逼出了《1979年修宪决议》。
从1979年3月开始，彭真出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后就开始着手四部法律的修订，特别是地方组织法。在《1979年修宪决议》通过后第二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1980年9月10日又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以下简称《1980年修宪决议》）。
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我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方案一是保留革委会，并通过立法固定下来。叶剑英闭幕词中的表述与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一致：法律和规章条例一经制定，就要有稳定性和连续性，要有极大的权威，只有经过法定的程序才能修改，而不能以任何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同时，这一方案仍无法回避修宪。
假如新宪法能在1979年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当然可以避免大多数麻烦。因此，《1979年修宪决议》的另一重要价值，就是为我国未来以宪法修正案为主的修宪方式进行探索和演练。
不管是在新立法中写上本法与宪法冲突以本法为准，还是在人大决议中写上本决议与宪法相抵触之处依本决议执行，都是对宪法——不仅仅是七八宪法——的不尊重。二是因为决议原计划不修改宪法，因此准备写入本决议与宪法相抵触之处依本决议执行。
在一定意义上，这才是中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当发现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法律与七八宪法冲突时，中央最终选择了彭真上报的第三方案——此时虽然尚未完全确定是否修宪，但明确了新立法不应迁就旧宪法的原则。
二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从变的角度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经决定起草新宪法，这说明党和国家已经决定要变，而且这种变化是大变。或者说，由于《1979年修宪决议》对宪法权威的提前营造，八二宪法在初始阶段已经享有了相当程度的权威。此时争论的核心是：在确定了四部法律要对国家机构有关内容大动后，应如何处理七八宪法与新立法间的冲突。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于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在北京召开，《1979年修宪决议》是会议最后一天通过的。在通过《1979年修宪决议》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式上，叶剑英的闭幕词就题为《法律要有极大的权威》。
四、结语：构造新的起点与连续性通过聚焦中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1979年修宪决议》，本文试图回答为何在起草新宪法已经被提上日程后，仍旧要对即将作废的七八宪法进行修补。第二，制定新宪法已经被提上日程。
以变动最大的方案三为例，如果采取方案三，彭真认为有两种解决新立法与七八宪法潜在冲突的办法：一是用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形式，即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决定，在县以上人大设立常委会和取消革委会。在只修一条、全部修改和只作决议不修宪间，本来准备采取的是最保守的只作决议不修宪。
